《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八四三)立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西,久佚。唐武宗李炎即位后,为压制宦官权力、支持宰相李德裕,亲自巡幸由宦官指挥的承担宫城守卫职责的左神策军,并建碑纪念此事。
碑文记录了武宗即位后祭祀天地、告祭祖先宗庙及巡幸左神策军军营等事,尤其记录了安抚南归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神策军碑》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碑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珍品。原碑立于唐内府,不易传拓。依照唐代惯例,当时拓本都会颁赐近臣,但流传不广。两宋著录仅见于赵明诚《金石录》卷十:“第一千八百六十三,《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上,崔铉撰,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第一千八百六十四,《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下。”赵氏藏本分装两册,可惜其藏品经靖康战火而损失殆尽,劫余之物多入权势之家。
此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形式,割裱本,经折装,皮纸,浓墨擦拓。墨本二十七开,题跋一点五开,册高三十四点三厘米,宽二十三厘米;帖心高二十六点五厘米,宽十五点五厘米。仅存前半部碑文,内签正书题“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 ,有柿叶斋主人、孙承泽和姚元之三跋,钤藏书印章共九十八方。最早的藏印是南宋权臣贾似道的“秋壑图书”和“封”字印。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遂成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大约重装于此时;元灭宋后归翰林国史院,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朱文长方官印;明洪武六年(一三七三)收入内库,拓本末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将此本赐与其子晋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四印;明末王府图书流落民间,此拓经孙承泽、梁清标、安岐、丰公、张蓉舫等人递藏,道光后入陈介祺家。
此拓原上、下两册,不知何时失去下册,安岐《墨缘汇观》著录时已失下册:“墨拓本,宋装裱,正书,计五十六页,后文至嘉其诚止。”在陈家时第四十二页之后又丢一开两页。民国时经蒋祖诒、谭敬、陈仁涛递藏,最终归于郇斋陈清华,一九四九年陈氏携书定居香港。而后,其藏书分别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五年、二〇〇四年由政府重金购回,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一九六五年购回的郇斋藏书籍碑帖二十五种中,就有闻名海内外的《神策军碑》。从此以后,这件稀世珍宝不再是秘不示人的皇家宝物和私人收藏,屡现于展厅,使普通百姓得以大饱眼福。
柳公权(七七八—八六五) ,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幼嗜学,博贯经术,喜文辞,通音律,善书法,未入朝时即以青年才俊名满都下。元和初擢进士第,穆宗时拜右拾遗、侍书学士,迁司封员外郎;文宗时迁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八三八)转工部侍郎,继迁承旨学士;武宗时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累封河东郡公,复为常侍,进至太子少师;懿宗咸通初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咸通六年(八六五)去世,赠太子太师。柳公权以八十八岁高寿,历经七朝,自入仕以来,一生在皇帝身边做读书、写字的文散官,备受宠爱,声望极隆。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其书法结体劲媚,自成一家,为时所重,尤以正楷大字著称于世,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 。柳公权一生作品很多,可惜多数散佚,存于今者二十余件,墨迹仅《送梨帖跋》最为可靠,法帖有《十三行跋》等十几种,碑刻有十一种。他自己最得意之《金刚经》 ,以为有诸家之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玄秘塔碑》 ,而最能体现其楷书成就且历史评价最高的,却是宋拓孤本《神策军碑》 。
柳公权写《神策军碑》时六十六岁,可谓人书俱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天人通会的境界。该碑沉着稳健,气势磅礴,最能体现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为历代书家所宝爱。清人孙承泽评此碑曰:“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其生平第一妙迹。”启功在《论书绝句》中说:“柳书碑版,传世甚多。今所存者,必以《神策军》《玄秘塔》二碑为最精。《玄秘》刻手,犹偶有刀痕可见,惟《神策》孤拓,无异墨迹焉。”启老书法最重笔墨,一生反对学习碑版,主张习书当从墨迹入手,他对此二碑书法艺术的评价,高下自然分明。《神策军碑》之所以没有《玄秘塔碑》名气大、流传广,只因为碑毁太早而拓本罕见。影印技术的发达,出版事业的繁荣,使此最佳柳书的珍贵孤本化身千百,造福广大读者,诚今人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