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故宫文物从大陆南迁至台湾的记载与故事很多,争议也很多,但昔日历史的真相却只有一种。纵然离乱时代,时间久远,但在历史文献陆续解密与曝光后,我们依然可以逐步还原出早年晦暗不明的实况。
2015年,众多涉及故宫南迁的相关拍品亮相拍场,这些陈年旧藏可帮助我们进一步揭开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真相。
故宫文物南迁台湾一事,众所周知是由宋美龄委派杭立武先生主持,虽然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曾在回忆录中提及是他任内的决定,但事实上大权掌握在时任次长的杭立武手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31日的一则总统府代电,是蒋介石通知杭立武次长,请海军派舰运送文物三千箱赴台的公文,这是唯一可资证明蒋介石实际介入文物南运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和这一件代电一并交给杭立武的是一封蒋介石秘书周宪章的信函,文内所述的时间,和代电发文的时间竟然倒植了十七天。这也许是作为秘书的人,考虑到几天后蒋介石即将下野,在下野前下令南运文物,情面上说不过去,而故意将公文时间往前挪了十七天吧。
故宫文物迁台之初一波三折,日子并不好过,当时新任职管处常务委员的熊国藻,因暂居台中的文物储存处为驻军所占,而致函向杭立武求救。十天后的1950年元月23日下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院理事联合谈话会议在台北行政院会议室召开,会议中有理事提出文物运存国外的提案,这个提案在杭立武的主导下,被认定为不予考虑的决议。这一天雾峰北沟的地主林攀龙也与联管处订妥租地购屋契约,故宫文物长年流离失所,终于可以暂居台中。
故宫文物暂时有了落脚之处,接下来便是依序展开繁琐的清点与编目工作。1953年胡适在致王云五、钱思亮及董彦堂(董作宾)三位理事的信中,详细地叙述了编目与拍照的重要,并亲绘出索引卡的样本。此时暂居北沟的文物,主要是在躲避战乱,既无展览的必要,更无展出的空间。1954年底除去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巡视外,也只有应外交之需,偶尔特准布陈少许招待应付而已。1951年元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编发的《宣传周报》,在业务报告中还明列“故宫文物暂难展览”。
长夜人静,展读名人墨迹,犹若陈述历历往事中的坎坷遭遇。走笔至此,骤然忆起故宫内部工作人员的组成,竟也和南迁一事不可分割;原北平故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中央图书馆及杭立武等四大派系各有职掌,连开箱验物都严守旧制。这套行之多年的旧习,如今已荡然无存。